崇祯我的大明工业帝国第179章 海商法的萌芽

崇祯四年的夏末北京城的暑气尚未完全消退文华殿内关于海陆军战略的激烈争论余音犹在但皇帝朱由检的意志已然明确。

帝国的航向既已定调接下来便是为这艘即将驶向深蓝的巨舰铺设航道、制定规则。

在强力推行海军建设、压制朝堂异议的同时另一项更为基础、影响更为深远的工作也在他的授意下悄然启动。

这一次他的目光投向了内阁值房。

与充满火药味的军事战略辩论不同这里的气氛更为沉静却也凝聚着构建秩序的沉重力量。

朱由检召见了内阁首辅周延儒及几位精于律法、钱谷的阁臣。

他没有再谈论舰船火炮而是将一份由他亲自口述要点、由翰林院侍讲笔录整理的《大明皇家海商法》草案纲要放在了众人面前。

“周先生诸位爱卿”朱由检的开场白直接切入主题“海军乃开拓之剑然剑需鞘藏师出需有名。

以往海上事务或依《大明律》中零星条款或循地方旧例或凭各家势力私下规矩杂乱无章争端频起于朝廷管理、于商民保障皆为大弊。

今我大明既决意经略海洋则海上之秩序不可不立。

” 周延儒等人接过那份还带着墨香的纲要仔细翻阅越看越是心惊。

这绝非简单的修补补而是一套旨在全面规范海上活动、体系颇为完整的法律框架构想。

纲要开篇明义确立了制定此法旨在“护卫海疆畅通商路定分止争增益国课”并明确宣布此法适用于所有悬挂大明龙旗之舰船、所有在大明登记之海商及其海上活动无论其身处近海、南洋乃至西洋。

其核心条款更是直指以往海上混乱的根源： 其一明确商船权利与义务。

规定商船需在指定的市舶司或新设的“海关”登记领取“船引”（航行许可证）载明船主、吨位、航路、货品。

对合法登记、依法纳税之商船朝廷给予保护；对无引私航、或船引不符者则视为走私严惩不贷。

其二确立海上贸易规则。

要求大宗海上交易特别是涉及进出口之贸易需在官方指定之口岸（如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及未来收复之台湾港）进行并照章纳税。

对主要进出口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制定了初步的税则标准。

同时严禁朝廷明令禁止之物（如兵甲、硝石、铜钱等）出海。

其三界定战利品分配。

此为郑芝龙等海上武装商船主最为关心之处。

草案明确规定凡由皇家海军或持有“特许状”之民间武装船（实则主要针对即将被收编的郑氏力量）在剿灭海盗、或对敌国（如荷兰东印度公司）作战中俘获之船只、货物皆为“战利品”。

其分配需遵循定例：“官七民三”即七成归朝廷（主要用于海军建设）三成归俘获者。

此举旨在将以往模糊不清的私掠行为纳入国家法律管辖既激励海上武力为国所用又防止其尾大不掉。

其四规范海事纠纷处理。

规定在海上或海外港口发生的涉及大明商民之间的契约、借贷、货损、人身伤害等纠纷可由船主或当地商馆首领先行调解若调解不成或涉及与外邦纠纷则须上报朝廷指定的“海事裁判所”审理试图建立起一套超越地域、相对专业的海上司法体系。

其五引入保险概念雏形。

草案甚至前瞻性地提出鼓励商人在进行风险较高的远洋航行时可向内帑银行或指定的官方机构购买“舟船险”按航程与货值支付一定保费若船只遇海盗、风暴等意外沉没或重大损失可获得部分赔偿以分摊风险鼓励远航。

周延儒看完沉吟良久方才躬身道：“陛下圣虑深远此纲要若能细化为律法确能收规范海事、利国利民之效。

然……其中诸多条款如战利品分配、海事裁判、乃至这‘舟船险’皆前所未有恐实行起来阻力不小。

尤其涉及诸多沿海势力和旧有惯例……” 朱由检知道周延儒的顾虑这触及了太多沿海豪强、旧式船主以及地方衙门的利益。

他淡然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

海洋开拓非仅凭武力更需规矩方圆。

此法之立旨在将海上商业行为纳入国家律法管辖之下使其有序使其可控使其能真正为帝国所用。

此乃帝国尝试建立海洋秩序之第一步。

” 他目光扫过几位阁臣：“阻力必然存在然法之推行贵在坚定。

内阁可依此纲要组织精通律法、熟知海事之官员成立专门修律小组广泛征询……如郑芝龙等实务者之意见细化条款务求公允可行。

待草案成熟再颁行天下。

” “臣等遵旨。

”周延儒等人领命。

他们明白皇帝此举意在以法律的形式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奠定游戏规则。

这不仅仅是管理海上贸易更是宣告皇权对海洋的主宰将原本游离于帝国直接控制之外的海洋力量逐步纳入体制之内。

《大明皇家海商法》的萌芽便在文华殿这次看似平静的召见中诞生。

它如同一颗种子被埋入帝国制度的土壤。

假以时日它将与强大的海军一起共同支撑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海洋帝国框架。

帝国的意志不再仅仅停留在陆地的律令之中也开始向着无垠的蓝色疆域延伸出它的法理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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